施一公我是河南人

  我的家世比较复杂。在官方记录上,我的籍贯是云南大姚,其实那里是我爷爷的出生地,至今我也没去过一次。我父亲出生于浙江杭州,但生长于江苏、上海等地,后来在。我母亲来自江苏丹阳的吕城镇,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矿业学院。父母大学毕业后选择到条件较为艰苦的河南工作。

  虽然我出生在河南、成长在河南,但我对自己是哪里人的问题一度迷惑,小时候的邻居和同学也总认为我是“南方人”。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河南,才逐渐意识到对生长了18年的故乡的眷恋和感情。今天,无论什么人问我,我总是会很自豪地说:“!”是的,我是生于河南、长于河南、地地道道的河南人。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两岁半就随父母下放到河南省中南部的驻马店地区汝南县老君庙乡(当时称光明公社)闫寨大队小郭庄。

  2010年5月,我与母亲一起看电影《1977》,之后老人家很有感触地回忆起当年下放的情景:1969年10月的一天上午,我们一家六口人乘坐解放牌大卡车,从郑州启程前往从未去过的驻马店。我年纪小,跟着母亲坐在驾驶室里,一路上又新鲜又兴奋,叽叽呱呱说个不停。哥哥姐姐则是和家具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虽然只有两百公里的路程,卡车却颠簸了整整一天,好不容易在晚上十点钟才到达小郭庄。

  我们的新家是刚刚把牲口迁移出来的一个牛棚,地上的麦秸秆还没有打扫干净。父母点上早已准备好的煤油灯,忙着卸家具,哥哥姐姐则帮着搬运一些较轻的物品。面对陌生的草房,闻着怪异的气味,我抱着母亲不肯松手,哭着闹着嚷嚷要回以前的家。懂事的大姐把我抱过去,告诉我这就是我们的新家……

  没想到,这间牛棚伴随我度过了时期的三年。直到1972年离开小郭庄,我们全家一直住在这个村西头的牛棚里。能干的父亲弄来高粱秆、石灰、黄胶泥,把整个房子装修一新。那时,小郭庄还没有通电,电线杆也只架设到光明公社和闫寨的大队部,村民们也舍不得用蜡烛和煤油灯,一般天黑以后就上床睡觉了。晚上,整个村子漆黑一片,只有看家狗偶尔叫上两声。

  1969年底,在征得村干部同意后,我的父亲带着我大姐和几个乡亲,买来电线、瓷瓶,竖起一个个电线杆,把电线从大队部一直引到小郭庄。小郭庄成为附近十来个村庄中第一个通电的,这在当时当地是件了不起的大事!

  父亲对村里的贡献得到乡亲们的认可,大家有事情都来找他商量,也常常请他帮忙。 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邻居从镇上的百货店里买来布料,然后请我父亲量体裁衣,我们家的上海牌缝纫机在这时候也就成了全村的宝贝,父亲、母亲、大姐会轮流使用,尽量帮帮邻居。父亲除了裁缝,还会木匠活、剃头剪发等等,我们家的大部分家具都是父亲亲手打制的。后来父亲还在全公社唯一的高中讲授数学。

  母亲所描述的当时的物质之简陋、生活之艰难,我基本都没有印象。经过许多年的过滤记忆,童年剩下的只有无忧无虑的淘气,唯一不尽如人意的可能是食物的相对匮乏。由于家里孩子多,虽然父母都有收入,吃饱肚子没有问题,但至于吃什么就不得不量入为出了。如果一餐有肉,除大姐外的我们兄弟姐妹三人一定会掀起一场大战,很惭愧那时我们谁都没有孔融让梨的觉悟。我是最小的孩子,可也是最馋的一个。不论母亲把好吃的藏到什么地方,我总是能凭着敏锐的嗅觉把它们找出来偷吃掉,尽管每一次都免不了挨一顿揍,依旧屡教不改。

  1971年的,我还不到四岁,父亲从镇上买来十多斤五花肉,做成一大锅香喷喷的,让我们几个孩子随便吃。一年多来第一次受到这样的款待,我们都不遗余力,尤其是我,专拣肥肉,吃了满满一大碗。吃完后身体很不舒服,难受了整整两天,什么都不想吃。那次吃伤了身体后,我有将近二十年对肥肉犯怵,吃一点就会反胃、呕吐。直到现在,即便再美味的肥肉,我都心存疑忌、很少品尝。

  家里吃的东西有限,我们就到田间地头自己解决,童年觅食的经历是记忆里最大的快乐之一。 其中印象最深的是当地人俗称的豌豆角子。翠绿的豌豆角刚刚长大,但里面的豆子还是瘪瘪的时候,其美味真是胜过天下的任何!把豌豆角从中间一掰,但不完全掰断,顺势从连接面上撕掉一层透明的膜,如法炮制再把对面的膜撕掉,剩下的部分往嘴里一丢,其清脆香甜难以描述。我们几个小伙伴猫在田里放肆大嚼,有时,一不小心,一根竹竿就会狠狠地砸在谁的脑袋上。看田的魏大爷恨透了我们这些防不胜防的小害虫,下手从不留情。

  但是魏大爷知道我们一家是从省城下放来的,对我们很照顾。他的扁担从来没有光顾过我的脑袋,甚至他还会偶尔在傍晚时用衣服兜一袋豌豆角送到我家。作为感激,我能干的父亲会帮他理发以及过年时裁制衣服。

  村里的人对我们一家都很照顾,也从没听母亲说过有任何被排外的经历。因此,尽管在那个贫瘠的农村只是生活了不太记事的三年,可是每当说起来,总觉得那里才是自己的第一故乡,透着一股发自内心的亲切与眷恋。

  1972年,我们全家搬往20公里之外的驻马店镇。离开那天,又来了一辆解放牌卡车。村里的众多孩子围着汽车看来看去、爬上爬下,我的母亲从附近镇上买来两斤糖果,分给孩子们吃。这一次,我也随同哥哥姐姐一起站在后面露天的车斗里,车开起来后感觉到大风扑面,真惬意!

  在驻马店镇住了整整八年。这期间,我开始懂事,也有了很清晰的记忆。平心而论,镇上的生活比小郭庄要方便得多;但童年的我居然开始留恋农村生活,想念我的小伙伴。此后,这种感情长期跟随着我,影响着我对世界的看法。在我心中,记忆并不清晰的小郭庄似乎是我永远的故乡。

  尽管从1985年考入清华大学开始就基本没有再长时间地回过河南,但是那里依旧是让我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在如果能够遇到一个河南人,总是感觉分外亲切。 海外的当中有不少河南人,后,以CUSBEA(中美生物化学联合招生项目)第一届考试第一名身份赴美的王小凡,以及在美国生中首先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的王晓东都是河南人。我和他们的交情也因为老乡身份而更加深入和自然。

  后来,不知什么时候,河南人的名声开始出问题。2001年我回国,似乎处处都不欢迎河南人。最可气的是看电视里的防盗公益广告,里的乘客都说普通话,却偏偏让两个扒手之间用河南话交谈!真是岂有此理!这种明目张胆的不公平也更激发了我为河南人鸣不平的愿望。还好,还算有人主持公道,通过写书为河南人讲理。我自己也买了一本叫《河南人惹谁了》的书,边读、边笑、边生气!虽然书里讲述了许多对于河南人莫名其妙的误解,但书中的例证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也给人们增添了不少茶余饭后的谈资。

  顺便说说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两件小事。一次是在美国东北部的佛蒙特州肯灵顿场,碰到一个,很亲切地聊起来。我很自然就问道:您是哪里人?对方说:河北人。我说:哦,那咱们很近,我是河南的。这时对方不好意思地解释说:其实我也是河南的,在河北邯郸生活过两年,只是河南人名声不太好,所以外人问时总说自己是河北人。我听后感慨良多:咱们至少都是吧!不是有“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的道理吗?

  另外一次是去中国南方某做学术报告,晚宴时某位校领导问我:施教授,哪里人?我答:河南人。他好像没听清楚,过了几秒钟,又问:您祖籍是?……我如实报告了爷爷和父母的出生地,他于是恍然大悟:哦,您是云南人呀!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了,却绝口不再提河南,真让我哭笑不得。

  回国不久的一次聚餐时,我认识了清华大学水利系一位河南老乡。此君妙语连珠,因为同座的还有几位山东老乡,他就拿河南和山东比较,现摘录如下:

  ——为什么河南人名声不好?那是因为别的省如果有人做了好事,都是用省说话,比如山东出了梁山好汉,山东有孔圣人;可出了坏事,却是用市县去说,比如,泰安有个罪犯。可到了河南,反了。河南要有好事,总是说市,比如洛阳的牡丹,南阳的孔明;可是坏事呢,却一下子都说到河南省去了。这么一来,就好像山东只出好人,河南只出坏人了。

  ——反正吧,我是这么觉得:山东也有好人,也有坏人,河南也是如此。

  闻言莞尔。其实全国各地,又能差多少?

  从出生到18岁上大学,我有将近11年是在驻马店地区度过的。所以,我不仅是地道的河南人,更准确点说,我是驻马店人。今后,您贬损之前,最好四下观望一下,免得我在场让您下不了台。

  后记: 此文写于2009年8月中旬。那一年的9月26日,我携妻子儿女陪同母亲、大姐玉芬、小姐云楠,在离开了将近37年后又回到了汝南县老君庙乡闫寨村小郭庄。本以为不会有人再记得几十年前的事情,事实却与我的想象完全相反。几乎所有上了年纪的村民都出来了,热情地拉住母亲和大姐,自我介绍,问长问短,一再邀请我们住两天再走。很多村民得知我父亲早已辞世的消息后,纷纷向母亲表达感激、思念之情。临走时,他们希望我们带些土产回来。推让再三,我们收下六个刚刚从树上摘下来的石榴。这些乡亲的情谊让我感动不已。40年前,他们就对我们全家照顾有加,我的父亲母亲也尽力帮助过当地百姓。

  今天,我用什么来报答这些父老乡亲的厚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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