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盛原主席:中美关系的破局之道

  30年前,高盛还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投行。当时的人大多觉得,它的名字更像一家做贸易的公司,没有“美林”“摩根”那样的响亮。

刘二飞

  那时,我刚从摩根回到高盛,以副总裁身份,负责这家投行在亚太地区总部香港的业务。这个“副总裁”,听起来很大,实际上只是很小的头衔而已。

  中国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我想到深圳去一趟,于是就找了位朋友,帮我介绍认识一下那个城市的领导。

  等到见面的时候,那位朋友为了让对方觉得我的身份很重要,给对方介绍说:“市长先生,这是香港高盛公司的老高。”

  我手里的名片已经拿出一半,又缩回去了。因为我不姓高,姓刘,让人家市长看了,不就露馅了吗?

  这样有趣的故事不少,但背后其实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有幸亲身经历并见证了高盛从没人知道,没人觉得它重要,到今天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外资投行的过程。

  今天,我带来了这本《与中国打交道》。它由美国原财长、高盛原主席亨利·保尔森所著,详实地记录了他怎么一步步取得中国人的信任,让高盛在中国顺利开展业务,同时又为美国政府取得巨大的利益。

  美国人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反过来看,就是中国人怎么和美国人打交道。如今,中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讲这个话题,就有了现实意义。

  高盛内部预判:“中国崛起,很可能更早发生”

  在1992年以前,就是否进入中国,高盛内部存在很大的争议。当时,很多人都说,中国的所有企业都被中国政府控制,没有任何可跟世界资本市场接轨的东西。为什么要到中国来?

  Hank(和亨利·保尔森混得比较熟的人,都叫他Hank,而不是亨利或其他。这是一个小小的商业秘密)一直关注中国,还多次亲自到中国察看。他和我们说,他坚定地相信,中国崛起是早晚的事情,而且这件事很可能会更早发生,而不会再晚些;

  第二,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一定会给像高盛这样的投行带来商机;第三,中国的改革是既符合中国利益,也符合美国利益的。

  在这几个信念下,他力排众议,支持高盛进入中国,让高盛在中国做了很多投资。他当时这么讲,后来在书里也这么说。我原来还在摩根工作,被他的这么一番话,给“忽悠”回了高盛。

  我是84年进入投行,87年进入高盛,89年离开高盛,去了摩根,92年又回到高盛,94年才再次离开高盛,99年底又到了美林,再后来,出来创业了。

  在高盛最初准备进入中国时,Hank曾到银行里问,高盛有没有有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才,结果内部的人说:“原来有一个,但我们对他不太友好,他就走了。那个人叫刘二飞。”

  Hank后来找到我,说他做过调查,“我要是你,遇到那样的不公平待遇,也会走。”他接着说,“现在不同了,我回来了,我管事了,我要你回来。”

  “中国会是我们亚太区最重要的市场。”他很坦诚地跟我说,虽然在中国,高盛还一点业务都没有,但如果我们能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贡献的话,中国人一定会给我们业务做的,业务有的是。

  后来想想,他在人才管理上真有一套理念和方法,知道怎么拉拢你、抓住你的心,让你一步步跟他走。

  而且,其他投行进入中国,大多会一门心思想:怎么能找到一笔业务来干?高盛不是这样的。Hank当时整天想,怎么能够帮助中国,怎么能让中国改革开放做得更好。

  他觉得这是符合双方利益的。

  操盘中国移动、中石油上市,这家美国企业凭什么?

  在书的前半部分,Hank讲高盛怎么说服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企业领导人,怎么做成在中国的最大几单业务,包括中国移动、中石油和中国银行的上市。

  为了让这些优秀国企上市,到海外融资,高盛当时帮助它们做了彻底的重组。

  90年代的企业重组,还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像今天的那么轻松、简单。中国移动上市那会儿,将移动和电信分开,重新划分了利益格局;中石油要上市的时候,遇到了大量工人下岗的问题。

  这么做,对中国企业必定是好的。中国优秀的企业如果能走出去,通过重组、改革合乎上市标准,那给了美国人投资好资产的机会,也给了中国企业拿到发展资金的机会。

  联想并购IBM全球PC业务,是高盛在中国做过众多代表性项目中,意义极其重大的一次。当时,IBM找了美林做财务顾问,想把PC业务给卖了,而且最想卖给联想。

  我就找柳传志,问他要不去看看。柳传志一开始不愿意,说并购不是儿戏,“是1和0的关系,我们要是买了它,弄不好就变成0了。”

  我就再劝他,说就当帮我个忙,等我们和IBM的人开电话会的时候,他就在边上听听,也不用见面,他听完了,我也好交差了。

  听完电话会,柳传志还是不想买。我就跟他说:“你可以签个保密协议,再派个人过去看看。它是你的竞争对手,要是能摸到点它的秘密,对你们也没有坏处,是不是?”

  柳传志觉得很对,就派了人过去看。他先派了他当时的首席财务官马雪征去。

  后来,马雪征回来了,给柳传志说:“你经常说,我们用的毛巾,要使劲把里面的水拧出来,这样,成本就省出来了,变成我们的利润。IBM就是将水龙头哗哗地开着,你把它关上,钱就省出来了。”

  “你别瞎说。”柳传志听了,以为马雪珍被谁洗脑了,就又派了杨元庆去看。结果,杨元庆回来了,给柳传志说了同样的话。

  再过两个月,柳传志在董事会上说,他自己后来也去看了,认为应该买下IBM那个业务,理由就是马雪征和杨元庆给他说的那些。

  联想找了高盛做它的财务顾问,谈下了这笔买卖。

  有一次,中央电视台做节目,柳传志和我都去了,现场有人问柳传志:“你并购IBM的业务,有没有考虑到其中的风险呢?联想能不能承受得起呢?”柳传志听了,就笑。

  任何企业走出去,肯定都是有风险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风险是不可能完全规避的。但不走出去,机会就都没有了。现在,我们中国的企业要规避的最大风险,不是走出去会有什么风险,而是不走出去。

  到海外发展、投资,需要投石问路,需要一些技巧,不是随随便便就去了。中国企业既不能盲目地走出去,也不能打没准备的仗。

  首先,要选对地方,到哪里投资,就要熟悉哪里的市场,了解当地的情况。我们“入乡随俗”,就是要了解当地的法律、惯例,弄清楚在当地开工、设厂,需要哪些审批,和哪些部门报备。否则,会被麻烦找上门。

  其次,在当地找主流市场上的合作伙伴,别单干。如果海外的合作伙伴都不在主流市场上,我们还怎么能挤进主流市场呢?

  Hank到中国的时候,也联络、组织了中国团队中的一些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既熟悉美国,也擅长和中国人打交道。他们能作为Hank在中国的代表,负责搭建高盛在中国的市场。

  再者,要挑选好的项目,别想捡便宜的项目。我们到外国去,就成了外国人了,人家当地人都不见得能捡的便宜,肯定不会轮到我们的。

  只要遵循上面说的三点,再本着尊重对方利益、追求双方共同进步的出发点,中国企业可以和美国,乃至全球各地的企业,达成友好的合作伙伴关系。

  飞了100趟,打开中国市场

  所有在中国的外资投行都觉得,高盛是它们最强大的对手。为什么在中国,它获得了如此的地位?我们认为,主要因为它有一个保尔森。凡是和中国有关的事务,他都亲力亲为。

  在领导高盛发展中国业务的近二十年里,他一趟又一趟地到中国来,来了差不多有100次。在全球,没有一家五百强企业的掌门人,没有一家外资投行的负责人,做到他这样。

  外国人对中国没有绝对的承诺。很多商务人士从纽约飞到北京,见几个人,拍拍屁股就走人了。但Hank不是。他来中国,除了做业务,还一定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他在清华经济管理学院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将全球十几家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请来,免费给中国人做咨询。而他每次来开这个会,朱镕基总理都亲自来参加

  其实,他这么做,既帮助中国培养了人才,改革了教育体制,又积累了人脉关系。等到他想拿下中国的好项目的时候,就变得顺理成章了。

  第二,他作为美国大自然保护协会的主席,关心亚洲的环保事业,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到中国的昆明等地方宣传环保。其他投行的管理层都没有做过这件事,他做了。

  这本书也提到,他2006年上任美国财长后,也很重视中国的环境问题,有一次专门带上他的下属官员,花了三天时间,去了一趟青海湖。

  到了青海湖,他看到那么漂亮的湖,周围遍地都是易拉罐、瓶子,就弯腰、伸手捡起来,扔到垃圾箱里。他就这样不断地捡,随行的人员看了,也跟着捡起来……

  后来,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接见他,开口就说起了这件事。大家看,就是这么一些细节,让中国的领导人对他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为什么帮中国人做事?这位美国大佬的回答亮了……

  退休后,Hank曾受邀参加过一场隆重的聚会。会上,聚集了许多掌管着几万亿美元财富的基金经理们。

  Hank兴奋地给他们讲,如何解决中国的问题,如何和中国人打交道。但那些基金经理们,更想从Hank那里获知中国经济会不会硬着陆,房地产泡沫会不会破灭,地方债会不会引发希腊那样的危机。

  过程中,有一位基金经理突然举手,问Hank:“你是一个美国的爱国主义者,但为什么在帮中国人做事情呢?”不少美国人都觉得,中国的崛起是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中国人很可能成为美国人的竞争对手,甚至是敌人。

  按这种逻辑,中国经济放慢,就让它慢点吧,慢点才好呢,中国的污染问题,就拖着它好了。美国有很多问题都解决不了,Hank与其花时间帮中国人解决问题,还不如先想想美国人自己的问题呢。

  当时,Hank听了那位基金经理的提问,不太理解。后来在这本书中,他就解释说,“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人的强大,符合美国人的根本利益,能为美国提供市场,提供优质廉价的商品,也有助于世界和平。

  现在,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军事力量也越来越强大,美国必须保持相当的军事力量来跟中国人抗衡,也必须和中国合作。不与中国合作,全球的贫穷、碳排放、反恐等问题都解决不了。没有中国人的配合,我们什么都解决不了。”

  本质上,Hank还是美国利益至上的。如果中美双方发生冲突,他毫无疑问会站在美国的立场上,但他会尽一切努力,让中美双方不发生冲突。从这种意义上讲,他是中国人真正的朋友。

  反过来,他在退休以前,每次试图解决中美之间的矛盾,每次试图说服我们中国人接受他的提议,他都会对我们中国人说,这是符合中国人的利益的。这是他聪明的地方。

  举个例子。2006-2008年,美国的老百姓、媒体和国会议员是一致的声音,说中国人在操纵汇率,让中国的产品变得廉价,冲击到了美国市场,美国的就业机会都被中国人抢走了。美国都准备推进贸易保护政策了。

  Hank坚决反对。他到中国来,和中国的国家领导人说,首先,为了防止美国的保护主义占上风,人民币要升值,升值对中国有利。

  “其次,不升一点,我回去没法交代,更说不动他们,让他们不给中国贴上‘操纵汇率’的标签。”中国政府就让人民币升值了一点点。他每次来,我们中国的汇率都动一点。

  他回美国了,会给美国政府说:“你看,中国人还是讲道理的。我们只要保持沟通,他们都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做事。要不沟通,愣打,他们好面子,还真会跟我们打。况且,汇率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我们让他们变动汇率,严格来说还是干涉他国内政呢!”

  结语:在金融、商业领域,Hank是最成功的投资银行家。他领导的高盛,通过进入中国,真正走向了全球化,创造了继1992年后的又一个辉煌时期。在中国和美国历史上,他则是最成功的美国财长。同时,高盛能在全球取得成功、中美关系能开创新局面,关键还是符合双方利益。做让双方互利的事情,让双方都可以接受,这是和他人、和他国打交道的核心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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