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最牛家族:1个正国级,5个副国级!

  十大元帅都为国家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你知道谁的家庭势力最大吗?最牛的元帅是谁?家族中1个正国级,5个副国级。十大元帅功勋赫赫,他们的后代也多有成就,比如刘帅家,出了四位少将;还比如聂帅家,出了一个上将、一个中将;还有陈老总家,加上亲家,共出了一个元帅、一个大将、一个中将、一个少将。

  不过,要说家族势力最庞大的,还要数叶帅一家。

中国历史最牛家族:1个正国级,5个副国级!

  叶帅共有6个孩子,3子3女,其中有军衔的只有次子叶选宁,少将军衔,说起来好像跟上面几家没法比,但要是把范围扩大到政界,叶帅家就太牛了。

  首先,叶帅自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标准的正国级干部。

  叶帅的长子名叫叶选平,1924年生于广东梅县,1991年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副国级。

  先来普及一下:所谓正国级,就是国家级正职,包括: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全国政协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还有以上职位之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副国级自然就是国家级副职,包括: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及候补委员、国务委员,以及其他明确规定为国家级副职的领导级别。

  叶选平的妻子吴小兰也值得一说,吴小兰的爷爷是吴玉章,曾跟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谢觉哉并称“延安五老”,建国后,曾担任过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央委员、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等等,属于省部级。

  叶帅的次子名叫叶选宁,1938年出生,1988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属于省部级。而且叶选宁的母亲曾宪植,也曾担任过全国政协常委。

  叶帅的长女名叫叶楚梅,1928年生于香港,丈夫名叫邹家华,是民国时期著名报人邹韬奋的儿子。邹家华担任过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授予副国级。

  叶帅的次女名叫叶向真,1941年生于延安,是新中国著名的电影导演,拍摄的《原野》曾获第11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女主角刘晓庆也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叶向真的第一任丈夫是新中国著名的钢琴大师刘诗昆,也是钢琴界唯一一位全国政协委员;第二任丈夫是著名摄影师罗丹,罗丹有个外公名叫钱壮飞,是中共早期最著名的特工之一。

  叶帅的三女名叫叶文珊,1961年生于广东梅州,丈夫名叫余方方,是余秋里的儿子。余秋里是开国中将,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属于副国级。

  另外,叶帅还有个侄子名叫叶选基,1940年生于广东梅州,妻子名叫吕彤岩,是吕正操的女儿。吕正操,开国上将,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属于副国级。

  在第三代中,叶帅有个孙女叫叶静子,丈夫名叫王京阳,是王震的儿子。王震,开国上将,曾任国家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副国级。

  综上所述,叶帅一家共出了一位正国级(叶剑英),五位副国级(叶选平、邹家华、余秋里、吕正操、王震),还有三位省部级(曾宪植、叶选宁、吴玉章),这样的家族,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叶帅一生长袖善舞,明于决断,在数次决定历史的大关节,都表现得英明果断,他的后代自然也继承了他的这种能力,能形成这样了不起的家族,也就不足为奇了。XLW

  本文摘自:《快乐老人报》2014年3月27日16版,作者:《快乐老人报》编辑部,原题为:《陈锡联夺叶剑英军权真相》

  1976年,“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毛泽东把军权交给陈锡联

  陈锡联一生最为露脸的是夜袭阳明堡战斗,一举击毁日军飞机24架。年仅31岁时,他成为解放军最年轻的纵队司令员。1966年后,陈锡联成为东北实际的负责人,担任沈阳军区司令员、辽宁省革委会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等职。

  在此期间,他发现了毛远新,赢得了毛泽东、江青等人的器重。特别是他始终保持着和谢富治的良好关系,让陈锡联的名字多次上达天听。

  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与老部下李德生对调,就任北京军区司令员。1975年1月起,陈锡联升任中央军委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国防工业和体育工作。由此可以看出,陈锡联深得晚年毛泽东的器重。

  976年2月2日,中共中央发出了1号文件,内容只有两条:经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在叶剑英生病期间,由陈锡联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当时,周恩来刚刚逝世,邓小平又遭受“四人帮”的围攻。重病在身的毛泽东,之所以将三军指挥权交给陈锡联,是因为当时既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又是军委常委的只剩下陈锡联、王洪文、张春桥等人。毛泽东几经权衡后说:“陈锡联从小参加革命,会打仗,带过兵团,带过炮兵,在国务院也有个职务,就让他管一下吧。”

  “陈锡联夺军权”传言一度很盛

  众所周知,叶剑英也曾深得毛泽东的信任。1971年9月13日,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受命于危难之际的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开始主持军委工作。10月3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决定,撤销军委办事组,成立由叶剑英主持的军委办公会议。军委办公会议在中央军委领导下,负责处理军委日常工作。

  而在1976年中央发出1号文件后,叶剑英大多参加一些中央的会,而军队的事情则基本不再介入。

  毛泽东的这项决定也使得陈锡联与叶剑英的关系陷于微妙。陈锡联夫人王璇梅忆及此事时说,当时“陈锡联夺了叶剑英的军权”的传言一度很盛。听说叶剑英想退出北京到广州居住,有一次陈锡联还专门打电话:“叶帅你不能去广州。”

  叶剑英闻之有些生气:“你怕我捣鬼吗?我如果想捣鬼的话在哪里不能捣?”觉得自己被误解的陈锡联告诉夫人:“我留叶帅在北京,是想在政治局里能多留一票啊。”

  叶剑英健康状况并没问题

  毛泽东的决定,是否有别的原因呢?据《叶剑英的非常之路》一书所讲:在“四人帮”的眼里,周恩来逝世之后,继续妨碍他们夺权的,也是他们最害怕的,还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坚持实行“全国整顿”的邓小平;另一个是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掌握兵权的叶剑英。

  因此,他们在各种场合攻击邓小平和叶剑英……不久,邓小平被迫停止了中央的领导工作,“专管外事”;叶剑英被宣告“生病”,由其他人负责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叶剑英被宣告“生病”,他的健康状况究竟如何呢?当时,许多人给叶剑英办公室打电话、写信问候叶帅病情,叶办同志只好悄悄地如实以告:叶帅身体和往常一样。早在1927年在江西吉安同叶剑英一起从事革命活动的空军副司令员吴富善,特地去看望叶剑英,一见面就问:首长,为什么不干了?叶剑英回答:谁说不干了?他们不叫我干,只好不干!

  邓小平:陈锡联没有野心

  1976年4月中旬,主持中央工作的华国锋建议叶剑英参加一些中央的工作。于是,叶剑英又开始在公众面前露面了。重新进入权力中心的叶剑英,便成了许多老帅们扳倒“文革派”的期望。

  取代叶剑英掌握军权的陈锡联,在军队有什么重大事情,都会及时和叶剑英沟通。在毛泽东去世时,他并没有选择支持“四人帮”一伙。在和李先念一起为毛泽东守灵时,他多次向李先念表明对“四人帮”的态度,说:“这样下去不行啊,对那几个人总得想个办法啊!”此后,陈锡联多次参加了华国锋主持的筹划小会议,商定主要部署和动手时机。

  在此期间,陈锡联向华国锋提出,请叶剑英继续主持中央军委的工作。华国锋说,叶帅要协助他处理国内的事情,军委的工作还是由他继续主持。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一些场合,有些老同志对陈锡联有看法,邓小平都适时为他解围。邓小平说:“陈锡联没有野心,他不会造反的,他不是造反的人。”

  1980年1月,陈锡联响应邓小平号召,辞去一切领导职务,随即当选中顾委常委。(摘编自《共产党员》《叶剑英的非常之路》《三联生活周刊》《党史文苑》)XLW

  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

  本文摘自《革命人》 作者:单世联 出版社: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本文为“读《徐海东回忆录》”

  革命赖军队而成功,军队是党领导的,党赋予军队以政治生命。党与枪的关系有时并不清晰。一个明显的事实是,苏维埃运动十年中,坚持党指挥枪原则的各主要根据地都丧失了。

  领导革命胜利的毛,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在遵义会议以后,都是首先掌握了军权然后才掌握党权的。由于他牢牢地掌握着枪杆子,所以才保证了他对党的领导。这一点,他自己说得清楚:“有了枪确实又可以造党,八路军在华北就造了一个大党。”“延安的一切就是枪杆子造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一切东西。”(毛泽东,1964:512)

  毛当然也强调“党指挥枪”,那是握有军权的张国焘、林彪向他挑战或不太顺从他的时候。但即使如此,“党”还是要还有枪。在与刘少奇的斗争中,毛泽东依靠的绝不只是组织程序或其个人威望。

  1966年5月16日(即发出“五一六通知”的当日)深夜,代总参谋长杨成武通知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调军区两个师归卫戍区建制。(廖汉生,2003:246—247)5月18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中说:“毛主席最近这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调兵谴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做了布置。”(有林,1993:447—449)

  在与林彪的斗争中,毛泽东更为谨慎。1971年9月12日晚,他在北京丰台车站召见李德生等人,“最后毛主席要我去执行一项任务:调一个师来南口。当时毛主席不但十分警惕,而且已作了具体部署,对林彪一伙可能搞武装政变的最坏的情况都估计到了。离开了毛主席,我立即部署了一个师的调动。”(李德生,1994)

  1973年8月30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被毛泽东指定为党中央副主席。李德生是因为清查“九·一三”事件有功当上副主席的,他哪里想到自己后来也会成为“林彪分子”,成为四人帮围攻的对象。最终,李德生被迫辞去了中央副主席一职。

  1973年7月10日,中央专案组《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上送。8月20日,中共中央一致通过并批准中央专案组的这个报告。但是,毛泽东没有批示“同意”,因为专案组并未找到太多林彪的罪行。中央专案组两个负责人李德生、纪登奎不行!

  同年12月,毛泽东认为几位军区司令员或多或少有点问题。他在中南海驻地召开四天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十天之内,清查“九·一三”事件的两员大将,李德生被调离北京,纪登奎则到了农业部,当了一名农业研究员。

  1974年9月,毛泽东认为:“批林批孔”中贴出的关于几位军区司令员的大字报,没什么新内容,分别找他们个别谈谈就行了。但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不放心,又改变主张,由政治局召集大军区负责人开会,“解决”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等人的问题。

  1974年8月26日至9月10日,各大军区负责同志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会议由王洪文主持。会议把大军区的司令员分成几个小组,分别“批评帮助”。李德生、许世友、韩先楚成了批判的重点对象。

  名曰“帮助会”,实际成了“批判”会,李德生所在的沈阳军区小组从8月26日起,上纲上线越来越高:李德生“封锁主席”,“推行林彪路线”;李德生“站错了立场,走错了方向”;李德生“说小点,是参与了林彪的阴谋活动,说大点,是认为林彪指挥军队了,不是毛主席指挥了”,“是下贼船难的问题”。

  除了沈阳军区小组会,王洪文还主持几次有政治局成员参加的会,“揭发批判”李德生。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会上连连发难。

  江青攻击1973年中央政治局讨论解放干部的问题,指责李德生是“保护坏人的大红伞”。 张春桥指指责李德生主持驻京部队批林整风运动“是背着党中央夺权、抓权”。他们还把李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勘察北京周边地形,了解北京历史沿革,说李德生是“想当皇帝”,搞“政变”。

  江青等再三追问李德生,你在庐山和黄、吴、李、邱究竟有什么联系。李德生分明同李先念是近邻,但是他们竟当着李先念的面,逼李德生回答这个问题。他们追问总政治部为什么不抓批林批孔,却请陈永贵作报告。

  此事李德生是请示过叶剑英的,现在又当着叶剑英的面追查。从这些现象,李德生看出,他们是想利用这次会议制造混乱,强攻自己,进而兼及与会的叶剑英、李先念。一定不能给他们以任何口实,于是,李德生只好沉默不语。

  “四人帮”借毛泽东提议开会的机会,批判几位军区司令员。“批判”的真实情况是不是如实报告了呢?不得而知。但是,毛泽东提到在几位军区司令员检讨时说:“不插话好,但要鼓掌表示欢迎。”

  9 月10日,李德生在大会上作了“检查”,其他几位军区领导同志也分别作了“检查”。他们虽然作了违心的检查,付出了“牺牲”,但是遏制了“四.人.帮.”借此机会,在中央制造更大阴谋活动的势头,对此,他们又感到欣慰。

  会议结束的第二天,9月11日下午,叶剑英只身来到京西宾馆。他走进李德生住的八楼房间,看望李德生。两人分别已有8个多月,谁也没有想到会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重见,会议开了16天,两人没有任何来往,没有交谈一句。

  此时,李德生见叶剑英到来,不禁热泪盈眶。叶剑英也懂得李德生在会上,顶住压力,承担一切的苦心。他看到李德生既委屈,又倔强的神态,紧紧握着他的手,安慰李德生保重身体。叶剑英意味深长地说:“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鼓励李德生以党的利益为重,继续谨慎做好工作。

  “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干啥干啥!”讲得多好啊!这是叶剑英对李德生的信任,是对李德生的亲切嘱咐。李德生理解叶剑英此时的处境和话中的寓意,也不便向叶剑英做任何表白,提任何要求。

  经过反复思考,李德生深感在中央工作4年多,越来越体会到斗争形势的复杂,调离北京后,实际上已经不参加中央活动,却依然有此斗争。他认为有必要主动辞去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职务。

  他郑重地向毛泽东写了报告。在“四.人.帮.”向毛泽东提供了许多李德生的“材料”之后,毛泽东怎么看待李德生,不好猜测。他在李德生辞职信上批示:有错改了就好,同意辞去党的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保留政治局委员。

  纪登奎来看李德生,转达了毛泽东的意思:你已经到沈阳军区了,就在那里继续工作,北京的职务就不要兼了,还是保留政治局委员。他特意转告毛泽东的话说:“你是惹不起他们的。”毛泽东对许世友说“斗不过他们”,对李德生说“惹不起他们”。这是很值得寻味的,不能不使李德生意识到同“四人帮”斗争的艰巨。

  1976年12月,邓小平说:李德生同志一身清,在“四人帮”问题上没有牵扯。

  1980年,中共中央正式发出文件,为李德生平反,说对李德生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一律予以推倒;家属子女受到牵连的,要做好善后工作,消除影响。1985年,历经风风雨雨的李德生从沈阳军区调到国防大学担任政治委员,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88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

  毛泽东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说:“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有4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讨论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及当前形势问题,四是通过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扩大吸收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则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55%以上。

  这项会议的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将要召开的中共九大中央上层人事安排的一次预演。会上,林彪、江青等人对被认为是怀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加上“一贯右倾”的罪名。

  这实际上是他们为排斥和打倒老同志造舆论,以便为自己在九大上占据重要权位做准备。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开幕式上,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讲话。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原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所以,他十分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现在又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岁。”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举行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色彩。

  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回到安徽后,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干劲抓省里的经济建设。

  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身兼党政军数职,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李德生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各地市领导打了声招呼,便于7月28日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考虑到这两年自己在安徽抓经济建设有些效果,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

  李德生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便要亲自接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

  李德生从来没有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过,所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跟他说;重一点则把他当敌人,想法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李德生这个人似的。

  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不同他交换看法,李德生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却默默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

  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当时,按政治局的意见,李德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总政治部恢复职能后,李德生担任了总政主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

  飞机一飞,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了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许多高级将领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又有了新的局面,焕发出新的活力。受冷落多年的叶剑英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李德生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进行了“批林整风”之后召开的,本应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极佳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又加上江青一伙的干扰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会不仅未能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全面肯定、继承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致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当中的“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李德生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顶点。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中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此前,江青一伙和林彪集团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拆台。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持反对态度,成了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后,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从此便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

  十大上,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而不是常委,她对此非常不满。不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大会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企图全面篡党夺权。

  李德生对江青一伙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自从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当她和李德生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时,她便想借机安插亲信夺八一厂的权。

  但李德生并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反而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负责制。这是总政党委研究决定并获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支持的。江青气坏了,她认为李德生不把她放在眼里。

  另外,在拍摄“样板戏”电影问题上,江青无中生有地说,八一厂拍“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胶卷质量也有问题,导演、摄影师故意拍坏,不保证质量等等,这是拆“样板戏”的台,并暗中在这个问题上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

  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

  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工作,当军委委员。”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接着,他又补充说:“邓小平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指示,并研究了贯彻实施的办法。

  1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并请周恩来参加。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实施方案。

  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他提议,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开欢迎会、见面会。最后,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让他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李德生开了个好头,所以毛泽东再问到其他司令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接着,毛泽东又向到会人员介绍邓小平:“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随后几天,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具体商议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就与对调司令员谈话等事宜,作出安排。

  17日,各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到京。

  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通报了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各大军区司令员工作的情况。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

  22日,毛泽东召集八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还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接着,会议宣布: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这样,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随后,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又当众把八个司令员点评了一遍。

  点评李德生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干的时间倒是不那么久。”并开玩笑地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大家笑得更欢了,李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说到动情处,毛泽东还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说明工作调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职上任。

  会后,邓小平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进入中央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各大军区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李德生也到总政移交了工作,他在安徽的职务则由宋佩璋接任。几天后,他便乘专机前往沈阳履任新职,担负新的使命。

  李德生虽然离开了北京,也不当总政治部主任了,但江青一伙仍不放过他,还变本加厉把他的“问题”上了一个高度。他们说李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政治态度问题,是大问题!

  从1974年1月起,江青极为活跃。她对迟群、谢静宜等亲信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总参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3月5日,江青召集国务院文化工作会议,嚷道:“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她讲的“军阀”就是指李德生。

  江青又煽动总政文化部的“造反派”说:“你们去夺权嘛!”“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放火烧荒嘛!”

  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反党乱军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发生了。

  很快,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内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且也是她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只是他们乱军的一个借口。不过,毛泽东也时刻警惕着“四人帮”,自李德生离开总政后,总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一直空着,直到1975年1月5日,张春桥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由于“四人帮”一伙陷害,加上其他主客观原因,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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