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吴芝圃1979年被平反 张钦礼1979年被判刑

  [摘要] 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而在1979年……

  01,信阳事件迷雾:吴芝圃1979年被平反 张钦礼1979年被判刑

  公元1979年1月24日下午,信阳地区非正常死亡100多万人的责任人吴芝圃被中央平反,平反仪式由总设计师亲自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主持。

  就在同年,那个因舍身为信阳人请命而闻名全国的兰考县长张钦礼却被逮捕判刑13年,罪名是迫害老干部。人心是公道的,当2004年4月7日,张钦礼去世回兰考安葬时,兰考县万人空巷,无数群众沿途祭拜,很多人跪地泣不成声,场面十分震撼。

  1960年2月信阳地区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毛泽东批示说:信阳出的事件是打着共产党招牌的国民党在实行阶级报复,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派刘少奇主持了当时对信阳事件的处理,信阳的一些干部被打成了“国民党”、“阶级敌人”受到了严厉惩罚。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被迫三次向中央检讨,他承认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是100多万人,承认自己“对河南人民犯了大罪”。文革开始后,河南的造反派红卫兵到了四川把吴芝圃抓到郑州进行残酷批斗,称他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惨遭迫害,不久“含冤”而死,年仅52岁。

  1979年1月24日下午,邓小平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亲自主持召开追悼会,为吴芝圃等人平反昭雪。他在吴芝圃的悼词中宣布:“对于强加给吴芝圃同志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为吴芝圃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还给吴芝圃以很高的评价,说他“为中国人民的解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

  上世纪60年代河南两个名人,一个是原省委书记吴芝圃,一个是原兰考县长张钦礼,在河南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张钦礼挺身而出批评省委带头搞浮夸,指责河南省委犯了掠夺农民的错误,并指名道姓批评了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结果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并关押起来进行劳动改造。

  一九六0年十月当他听说信阳的群众饿死很多之际,张钦礼冒死写信给周总理呼求总理快来救救河南人民。他把这封信揣在怀里进京反映真相,几经周折,周总理看到了张钦礼的信,并立即接见他。总理第一句话就说: “你是全国两千多个县中,第一个向我反映真实情况的县长。”看着衣服破旧、面黄肌瘦的张钦礼,总理叫工作人员先带他去吃饭,张钦礼说:“总理,不用麻烦了,我来时乡亲们给我带了干粮,还没有吃完,我知道你很忙,现在只想和你多说说话。”总理叫他拿出干粮,看看群众都吃些什么。张钦礼从一个布袋中掏出一个菜团子,总理说“给我尝尝”,伸手接时不慎掉到地上摔成碎渣,总理弯腰拾一块放到嘴里,大声说“我这个总理没当好”,说着流了泪,张钦礼在一旁也泣不成声。

  接着毛泽东对信阳事件进行了批示,吴芝圃被停职反省,一大批信阳浮夸干部遭到逮捕,张钦礼得到重用升任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书记。

  人的命运往往一波三折,1979年吴芝圃被平凡昭雪,同年张钦礼遭到逮捕被判刑13年,罪名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迫害老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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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大跃进期间搞浮夸被处理的省委书记是错是对

  大跃进中搞浮夸最烈的省委书记有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山东省委书记舒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和甘肃省委书记张仲良。

  吴芝圃红军时期任中共河南省委委员兼豫西特委书记,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淮北苏皖边区第2(路西)地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中局委员,中共开封市委书记。建国后1955年2月-1962年7月任河南省省长,1958年8月-1961年7月任河南省委第1书记。1961年7月因浮夸造成超过百万人死亡降为第二书记,后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的1967年去世。1979年1月邓小平亲自为其致悼词平反。

  李井泉红军时期任红二方面军二军第四师政委,抗战时任中央晋绥分局组织部长,解放战争时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治委员,是大战略区领导人之一。建国后担任西南局第一书记兼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彭德怀)。大跃进中大刮浮夸风和大搞“一平二调”,造成几百万人死亡。但是,他不但保住了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四川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还于1961年兼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5年1月又被任命为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虽然文革前期受到冲击,却在1973年中共十大当选中央委员,是在大跃进中搞浮夸最厉害却没有受到处分的省委书记唯一的一位。据说是邓小平帮助李井泉解了围:“ 调粮的问题,井泉同志检讨了。中央也有责任,这个问题不能怪四川省委,调粮调得多了些,四川死人多了些,中央也有责任。”

  舒同与李井泉曾经同在江西东乡闹革命(舒同任东乡县委书记),红军时期为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战时期担任山东军区秘书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主任。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8月至1960年10月任山东省委书记。他在反右结束后仍开展“整风补课”,给几万人戴上了右派帽子。大跃进中大放高产卫星,虚报粮食产量,造成全省供应紧张,曾受到中央监察部的通报批评。1960年10月被撤职,由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接任。1961年下放至山东省章丘县担任县委第一书记。1963年3月调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8年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1979年9月平反。此人从政饱受贬,书法成一人。曾被称作是 “红军书法家、党内一枝笔”,是当代自成一体的书法大师。(国民党的一枝笔是于右任)

  曾希圣是黄埔生,参加过北伐战争。红军时担任红军总司令部侦察科长,抗战时任新四军第7师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山东野战军第7师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副参谋长兼豫西军区司令员、中共皖北区委书记兼第三野战军皖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建国后任安徽省委书记,在 “大跃进”中积极推行极左路线,给安徽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甚至处分了敢讲真话,赈济百姓的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张恺帆。1960年10月兼任华东局第二书记,接替舒同调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1965年调任西南局书记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 1968年7月15日在北京逝世。1978年7月平反。

  张仲良出身于西北红军,任陕甘省军事部副部长。抗战时担任贺龙的联防军副政委,解放战争时期为西北野战军第四军政委。1949年9月调任青海省委书记, 1954年5月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后改任第一书记。因搞浮夸造成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1960年8月改任西北局书记处书记,1961年1月改任甘肃省委第三书记,1965年8月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失去职务,文革后1979年2月平反后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

  以上五人的共同特点是大跃进中搞浮夸,造成省内重大人员死亡。除李井泉外,其它四位省委书记都被撤职,并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又在文革后的1979年前获得平反。

  这五个人都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没种过地,担任政治工作干部。

  其中有三个人与邓小平有较为密切的联系。

  吴芝圃部抗战期间是邓小平的老部下,后来平反补办追悼会是邓小平亲自致悼词。

  李井泉浮夸错误是在邓小平的保护下才过关,文革时邓小平被下放时,李井泉1972年专程到江西南昌与其一起过年。按李井泉之子的文章说法: “我们家和邓伯伯家关系很好,两家的孩子又是一起长大的”。当然,不排除李井泉是因为刚刚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1961年)并高居中央政治委员(1958年当选)而免受处罚,终究比中央委员级的省委书记高一个档次。

  曾希圣是邓小平和夫人卓琳的媒人,曾希圣因浮夸被免职后,被安排到邓小平的西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还有一点是李井泉、舒同和张仲良有私交。李井泉和舒同同在江西东乡县一起闹革命,张仲良担任过李井泉任政委的晋绥联防军副政委。这几位同时在大跃进中冒尖,其中是否有某种联系也未可知。

  当然,这里面也有客观因素。山东、四川、河南和安徽都是人口大省,在灾荒年缺粮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多于其它省有一定的原因,而且地处内地。比如山东省,灾情最重的是荷泽、济宁、德州等内陆地区,相比之下青岛、烟台和威海等地饿死人的现象少很多。

  吴芝圃搞浮夸曾经被毛泽东多次批评。早在1958年,毛泽东就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 “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 “这种人表面上‘左’,实际上是形‘左’实右,缺乏经验,不深入群众。”1959年2月,毛泽东在郑州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当吴芝圃津津乐道于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时,毛泽东不客气地对他说:“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毛泽东认为他“破坏民主、堵塞言路,‘左’倾蛮干,死不回头”。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

  媒体有一篇原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与办案人员谈话记录,其中透露的信息值得研究。

  问:”吴书记,你跟着毛主席、共产党干了一辈子革命,红卫兵为什么说你反对毛主席,喊着要打倒你呢?”

  吴芝圃回答:”我不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吴芝圃是个好同志,只是爱讲假话。”

  问:”毛主席批评你爱讲假话,怎么回事?

  吴:”五八年的大跃进中,河南省的五风刮的厉害,尤其是铺张浪费风。后来,就出现了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饿死了人,对大跃进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我是有责任的。毛主席批评我批评的对。可当时我也有苦衷。

  问:”苦衷?你当时是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呀?

  吴:(摇了摇头)”一九五八年河南和全国一样,夏粮获得了好收成。可是,报纸上却出现了有的省份亩产上千斤、上万斤的报道。记得是七、八月份,刘少奇同我谈了话,大概意思是让我要跟上形势,各项工作不能落后,尤其是中央提出的各项生产指标更不能落后。河北省对各项生产指标落后的单位实行了拆白旗和背黑旗,对先进单位竖红旗的做法很见成效,各项工作都走在了全国的前列,你们河南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么。之后,我的头脑开始膨胀了。受刘少奇的引导,便学着别的省份刮起了浮夸风。当时河南的情况你是了解的。

  问:”信阳地区饿死了人,是不是信阳地委有问题呢?”

  吴:”信阳地委是有责任。文敏生省长也应该负责任。但,我应负主要责任。现在回想起来,信阳事件和密县事件主要是由铺张浪费风造成的。五八年的大跃进使得全年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可是,很多粮食都坏在了地里,造成了极大的浪费。没想到五九年、六零年全国大面积连年遭受特大旱灾,农业严重歉收,仓库里没有粮食,能不饿死人吗?

  问:”我五八年曾回到农村,对铺张浪费风亲身做过调查,很多农民当时看着被毁掉的庄稼都掉泪了。现在看来,那时真是做了不少傻事

  吴:”是呀。那时太冲动了,不该听风就是雨。

  问:”听风就是雨?怎么回事?

  吴:(深深回忆了下)”大概是五八年九月上旬的一天,刘少奇再次和我谈话,他说今年全国夏粮获得了大丰收,白面、大米足够吃上两、三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了,应该提高人民的生活,没必要再让老百姓吃杂粮了。如果河南的细粮不充足的话,可以从其他省份调拨么。苏联老大哥吃的是面包加土豆烧牛肉,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么。还说他一九二零年在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时就喜欢上了吃面包,那时赫鲁晓夫是校长,对他特别偏爱,专门找来做面包的大师教会了他做面包等等。当年,在的刘少奇倡导下,全国各地都学苏联做起了面包。时隔不久,从河北开始,全国均出现了不重视秋粮的现象。受刘少奇谈话的影响,河南也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刘少奇和我的这两次谈话,无形中起到了河南滋生浮夸风和铺张浪费风的作用。”

  吴:”在这次谈话之前,大概是五八年的四、五月份吧,刘少奇和我通过一次电话,他说苏联的集体食堂很值得推广,既省工省时又节约卫生。他已请示了主席,这项工作由他亲自抓,正在向全国布置。并强调河南一定要在全国带个好头。之后,河南便合了大伙,吃起了大锅饭。”

  ”后来,安徽的曾希圣、湖北的谭震林、山西的陶鲁茄,还有江苏、湖南的一些干部在一起碰面时,也都说刘少奇找他们谈过内容相似的话。这些,我都向中央写过书面汇报材料。”

  问:”你的材料什么时间写的,交给了谁?毛主席看到了吗?

  吴:(想了想)”一九五九年初写过一份。据听说……,对,听刘子厚(河北省委书记)说这份向中央和毛主席反映助刘少奇刮五风的信被刘少奇压了起来,毛主席没有看到这份材料。另一份是一九六二年元月一日,中央在河北省定县召开了七千人大会,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写的。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中的失误和制定出新的政策。大会开了二十多天。以省为单位分组讨论时河南省向中央递交了两份书面材料,一份是以河南省委、省政府写的,另一份是以我个人名义写的,实际上是我向中央作的一份检讨。材料上提到了刘少奇五八年和我的两次谈话,记得材料交给了大会秘书处,糟糕的是,后来又从刘子厚口中得知,这份材料被陈云扣了起来,他交给了刘少奇。毛主席看到没有就不知道了。

  吴:”事情是这样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确实找我私下谈过话,直接不直接的意思是说当初周总理不应该提倡搞大跃进,周总理提倡搞大跃进是个人表现,想以此压他刘少奇。毛主席更不该支持周总理搞大跃进,把一些超越刘少奇权利的事让周总理去办。刘还说三面红旗提法过激,出了这么多问题。谁提倡搞的大跃进谁应该对问题负责。我们在第一线为他们干了那么多工作,不应该再承担责任挨棍子了。并说五风问题河南是重点省份,要我们河南深挖深究。刘少奇临走时还对我说,他五八年那两次关于大跃进和我的谈话收回,就当没说算了。”

  关于审查吴芝圃的这篇文章的真假无从考究,只可当作参考不可当真。在刘少奇被打倒的政治环境下,吴芝圃贬损刘少奇的可能是存在的。

  但是,中央1962年千人大会上许多省市一把手都有发言,这五位浮夸大省既有以省委的名义检查又有省委第一书记个人书面检查和小组检查发言,还有各省其它干部(中央、中央局、省、市、县五级会议,开了二十多天)的揭发批评发言,只要公开档案就真相大白。

  当然,不排除很多中央档案或者已经销毁,或者被改的面目全非。举个例子,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在1978年公开发表时,上面所有刘少奇的名字全被隐去。在后来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又去掉了第三点(我们应当联合哪一些阶级?压迫哪一些阶级?

  这是一个根本立场问题。)和第五点(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文革后一面口诛笔伐大跃进“浮夸风”,一面给这些大搞浮夸的责任者平反。称他们是“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生”、“对于强加给他们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应予全部推倒,彻底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难道他们当年搞浮夸是“诬蔑不实之词”?或者说是他们浮夸对了而当年中央处理错了?如此颠倒黑白何以面对因浮夸死去的几百万冤魂?

  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可以戴到林彪和四人帮头上,而大跃进对“浮夸风”干部的整肃有冤的话,当然不能怪在刘少奇和邓小平,只能是毛泽东制造的。难道毛泽东反浮夸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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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郑州大学文革概述

  文化革命一开始,作为河南省最高学府的郑州大学,不仅成了河南省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郑州大学)之一。

  1966年6月1日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大字报全文及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些,在郑州大学引起很大反响,欢呼、声援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大标语贴满校园。晚上,中文系一年级李学生、王相海、席占修、刘作周等14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批评校党委的大字报:《请问学校领导,对文化大革命究竟抱什么态度?》大字报中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搞学术批判,把学校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的错误做法。接着,政治系七人也贴出了质问校党委的大字报。当夜,校党委派人向省文革小组杨蔚屏(省委书记处书记)汇报情况。杨蔚屏说:“省委是相信郑大党委的”,“你们不是陆平,怕什么?”有了省委的表态,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连夜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提出三条措施:①要立即反击,追查写大字报人的“历史表现”、出发点;②不准进行串联活动;③不准到校外工农兵中去宣传。6月3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对率先写大字报批评党委的学生扣上“小邓拓”、“小吴晗”、“右派”、“三家村黑帮”、“牛鬼蛇神”等帽子,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王相海、席占修还被拉到桌子上斗争,让其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据不完全统计,全校当时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见《郑大联委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郑大联委劲松战斗队1967.7.)。

  6月6日凌晨,共产党员、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下午,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党若平为首的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州大学。工作组进校后,继续压制运动,斗争学生。6月7日晚,中文系四年级学生党言川因声援王相海的大字报被斗争。6月9日,学生、共青团员张凤芝(兰考县委副书记张钦礼的妹妹),因支持王相海等人的大字报,被污为“反党分子”,在强大压力下写了《绝命书》,决定走王相海自杀的路,后因被同学发现,未遂 。

  6月18日晚,在历史系学生任延庆、郝秀仲的带领下,部分学生去找系总支书记张××,又到“高干院”(即校领导住处)找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均未见到,就自动聚集到文科楼前(王相海跳楼身亡处),声讨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迫害阶级兄弟的罪行。一时间,群情激愤,高呼“打倒王培育”、“枪毙王培育”等口号。——这就是著名的“6·18”事件。当天,省委决定撤销王培育郑大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长职务。

  6月19日,政治系四一班邵维钧、贺长有等11位同学向中央发电报,说王培育反击的根子在省委,要求中央派人来调查。

  6月20日,省委对郑大工作组加派力量,书记处书记赵文甫亲自坐镇。赵文甫先后召开党员大会,强调省委的领导是完全正确的。并采取种种手段,对邵维钧、贺长有等提出的“王培育的根子在省委”进行反击:对政治系四一班加派了干部;利用同学们之间不同意见的争论,支持一方压制另一方;翻查邵维均、贺长有、李春兰三同学档案,企图找出其它问题;开辟专栏大字报对他们进一步施加压力;召开有全校各系各班代表参加的会议,号召全校揭发他们的“错误”。工作组长党若平甚至说过“对邵维均等同学,什么时候有空隙,就踢他们几脚”的话。在对邵维均等同学施压、批判的同时,还对和他们观点一致的同学,采取歧视、冷淡的态度。这种作法从一个班扩大到一个年级,使不少同学受到株连。(见党若平:《省委前驻郑大文化革命工作组领导上所犯错误的初步检查》1966年11月8日)6月21日,中文系决定全系声讨王培育,人已召集齐了,赵文甫不让开声讨大会,改成分班揭发、批判,引起同学的不满。

  6月29日至31日,在工作组即将撤离之际,根据省委文革领导小组组长杨蔚屏的布置,工作组在三天之内,仓促了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即“校文革”)。“校文革”没有经过群众的酝酿讨论,正、副主席和党组成员名单,由工作组主要领导人酝酿之后提名通过。一直到8月4日,工作组还派人帮助“校文革”“建立工作秩序”,起着“参谋”作用。(同上)

  7月31日,河南省委决定撤销郑州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王培育党内外一切职务(1978年12月省委为王培育平反)、改组郑州大学党委。《河南日报》对此作了消息报道,同时发表社论:《一场针锋相对的夺权斗争》。报道中说:北大聂元梓等七位同志的大字报广播后,广大师生纷纷贴出大字报,声援北大同学的革命行动,中文系一年级2班李学生等14名学生写大字报,批评他们把政治斗争引向学术讨论,把文化大革命引向错误的方向。革命的火焰刚刚燃烧起来,对校党委的问题才开始揭露,这班“资产阶级老爷们”,就暴跳如雷,惊慌万状,他们急急忙忙于布置对革命师生进行“反击”,他们把大好的革命形势,说成是“像1957年那样的右派向党猖狂进攻”;把革命的师生诬蔑为“右派势力”和“别有用心的分子”,把革命的行动,诬蔑为“向党委进攻”,对贴大字报批评校党委的师生进行“专栏批判”、“点名广播”,安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叛徒”等罪名,威逼在大字报上签名的人写“检讨书”;对批评校党委的学生采取调整住室、派人监视、组织围攻;有四名团支部书记被撤了职……。在历数了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种种“罪行”后,省委号召:郑大广大革命师生员工团结要一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务必将王培育的罪行揭深揭透,彻底查清,不获全胜,决不收兵!

  对于河南省委的这一决定,郑大部分师生认为,揪出王培育值得庆贺。但是,省委拖了40多天才处理王培育问题,犯了严重右倾思想错误,是“替自己开脱应负的责任”。

  8月1—3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了《致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一封信》(全文见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创刊号66.8.10)。信中以真挚的感情反映了郑州大学文化革命的情况,摆事实、讲道理,指出河南省委、郑大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犯了严重错误。8月2日,外语系郑玉清、杨树生等9人写出《河南省委也休想逃脱责任!》的大字报。同日,中文系党言川、王举章等9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对工作组进行全面的批判,并提出要追王培育镇压学生运动的“黑根子”。但是,以“校文革”为代表的另一部分学生则针锋相对,认为:“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

  8月6日,党言川第一个去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三人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态要按照党中央的十六条决定搞好河南省的文革运动。

  8月15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回郑州。同日,党言川串联部分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8月21日正式宣告成立)。当天晚上,党言川等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上百人前来参加。刘建勋和其他省委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要求主持会议,“联委”同学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校文革”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

  8月16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把强行主持“联委”会议被赶下台去,说成是“打了校文革的人”。一些群众高呼“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等口号。接着, 连续三天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进行围攻斗争。

  8月18日,刘建勋、纪登奎、戴苏理等省委领导来到郑大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次日,刘、纪等再次来郑大,召开全体师生员工大会,宣读了刘建勋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分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肯定党言川等少数派的“革命行动”,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

  刘建勋的大字报使倍受压制的党言川等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同时,也遭到“校文革”的强烈不满。8月30日,李月珍、彭学敏、郑毅涛等21人写出《炮轰刘建勋》的大字报,对刘建勋支持党言川提出疑问:“你们口口声声要支持保护少数, 难道我校的绝大多数师生员工都成了‘保皇派’了吗?如果你也同意肆意歪曲污蔑的作法,要给我们扣上这顶‘保皇派’的帽子,我们决不答应!”

  1966年年8月,郑州大学金维珠同学贴出了一份转抄河南省信阳地区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中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1959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60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58、59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59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这张大字报在联委部分同学中引起了共鸣。1966年9月3日,在“联委”发出的“炮打河南省委司令部”的《火急呼吁书》中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

  9月4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在历史系二年级学生任延庆(联委主要头头之一)的带领下,十余人专程去广州揪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9月5日,“联委”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全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100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5万余人参加了会议。大会发言中控诉了河南省委1959年前后“左倾蛮干”,造成“信阳事件”的罪行。

  9月11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再次声讨以吴芝圃为首的河南省委大刮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死亡的“悲惨历史”,由于吴芝圃已调离河南,把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赵文甫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拉到主席台。对此,参加会议的纪登奎等当场质问:你们有什么根据,说他是“历史反革命”?

  9月7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的发出了《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1958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犁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

  66年9月9日,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宣告成立。其负责人是“校文革”正副主席彭学敏、郑毅涛。这时候,党言川的私人信件被披露,再一次让“战斗师”抓住了“把柄”。

  66年8月下旬,新乡师院“八三一”(保守派)得知该院学生朱××和党言川曾有书信来往,趁该同学外出之际,拿出他的读书笔记和信件,发现1962年党言川给该同学的信中有“攻击三面红旗”的言论,就进行拍照后送给院保卫科长,保卫科长又送到新乡市公安局内保科。9月初,曾在新乡师院担任工作组长的省监委书记丁石得知此信,如获至宝,亲赴新乡要回照片,并由公安厅白副厅长放大保存,后披露出来。

  党言川在信中谈到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那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这封信成了党言川“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此后,郑大“红卫兵战斗师”大造声势,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

  对于“联委”的 《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件》,省委领导文敏生、纪登奎等也认为有“原则错误”。在“联委”主持召开的9月5日大会上讲话表态“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决支持你们”的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

  在“战斗师”的重炮猛轰下,“联委”于9月25日发出《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此后,“郑大联委”抓住运动初期省委和校党委工作组执行的“压制群众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逼死人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大方向狠批猛攻。66年9月19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河南省“揭发批判赵文甫大会”,公布了《把赵文甫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此后,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文甫基本上被“打倒”,靠边站了。而省委对“郑大联委”的继续支持,也基于他们“大方向是正确的”。而对立派却认为,“党言川之流”已成为省委一小撮“走资派”刘、文、纪的“御用工具”,是真正的“保皇派”。

  66年9月15日,“郑州大学文化革命造反委员会”(简称“造委”)宣告成立。负责人是数学系四年级学生张书震,还有马鸿勋、杨钦宝等。从《宣言》中看出,“造委”和“联委”大方向一致,自然是“战略伙伴”关系。可是,既然方向一致,为何另起炉灶?这得从“造委”负责人张书震说起。张书震文革前就是共产党员、学生干部。文革初期,是院党委的红人。随着运动的深入,张书震和部分同学认清了院党委、工作组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真面目,决定当造反派。可是,对“联委”的一些做法有不认同(如《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信件”中关于“三面红旗”的看法),于是,这些人就拥戴张书震成立了“造委”。66年10月15日,以王志明为首的部分学生成立了“东方红公社”,和“联委”、“造委”并肩战斗。

  1967年1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造反派再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以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的支持,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保守派“战斗师”已基本瓦解。然而,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

  1月22日,来河南串联的清华大学学生唐×以“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名义发出了《27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省军区公开支持唐×,并把是否打倒刘建勋,是否支持唐×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围绕《27个为什么》,郑州造反派出现了分歧。“郑大联委”等认为《27个为什么》是大毒草,唐×是“清华井冈山”的“冒牌货”,郑州工学院“造反队”等却和军区保持一致。

  1967年2月3日,发生一件趣事:“郑大联委”负责人之一的任延庆,冒充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混入“郑工造反队”主持召开的大会会场,被认出后,当场揭穿,送号“冒牌驴”,并被带到军区照相。会后,“活捉冒牌驴”的传单四处散发——从此,“老冒”就成了任延庆的代号(详见附件三)。

  1967年2月,在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影响下,革命派大联合向“走资派”夺权是大势所趋。郑州地区造反派在大联合中产生分歧,军队的介入使之迅速分裂。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豫农红总、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大附中红旗、第二砂轮厂“造联”、印染厂“八一”、 新乡师院“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74个造反派组织,于2月7日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 在省军区的支持下,“郑工造反队”和“中医学院八三一”等成立“河南省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保守组织“郑大战斗师”、“省直造总”等“十大总部”联合起来,镇压“二七公社”。

  2月9日,郑大“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召开会议,听取赴京调查刘建勋问题的同学汇报,根据刘建勋到北京后的表现和北京几个主要造反派组织对刘建勋的看法,统一了认识,决定保护刘建勋。2月10日,“郑大战斗师”在行政楼开始活动。社会上出现许多针对党言川的铅印大传单,如:《党言川是个政治大扒手》、《揭开河南省委收买党言川的内幕》等。这些传单大都是以刘、文、纪是省委“走资派”,党言川是省委的“御用工具”、“保皇派”等为内容。

  2月13日晚,“联委”、“造委”、“东方红公社”三组织召开合并大会,统称“郑大联委”或“郑大革联”。14日,党言川接到清华大学井冈山负责人蒯大富支持二七公社的电报。接着,北京和全国许多著名的造反派组织都发表“严正声明”表态支持“郑大联委”和“河南二七公社”。

  3月6日,省军区驻军、“河南造总”、“十大总部”在市体育场召开“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清华学生唐×在会上发言,说:“河南省市委内一小撮反革命两面派的丑恶面目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他们操纵的政治扒手党言川之流煞费苦心拼凑起来的二七公社已迅速土崩瓦解”。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划人”。会后,省军区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大会之后,“郑大联委”以及全省二七派遭到残酷镇压,史称“二月黑风”。会后,赵文甫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

  3月8日,郑州市公安局发出四条《通令》(《郑州晚报》1967年3月10日第3版):①“郑大联委”这个非法组织,必须遵照军区决定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交代你们的幕后策划人,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②“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限于本月15日前来郑州市公安局进行登记。凡是属于“郑大联委”的一切文件、资料、物资等,必须全部交出,不准转移,不准销毁。③凡是为“郑大联委”保存文件、资料、物资的单位、群众组织和个人,必须立即向公安局报告。资料全部交出。④大多数受欺骗、受蒙蔽的群众,要迅速觉醒,揭发“郑大联委”中的一切罪恶事实,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通令》最后说:“本通令自公布之日起生效。若有违反本通令上述各条者,一律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论处”。同日,省公安公社(公安厅保守组织)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200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48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等口号,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3月9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负责人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负责人申茂功相继被捕。1967年8月18日,河南省军区直属机关披露一份“二月黑风”中的“黑名单”,是从军区参谋长东××随身携带的本子上抄下来的。当时是为随时抓人准备的。其中有“郑大联委”16人:党言川、方复山、任延庆、唐伯绪(唐一兵)、孟福海、殷树山、杜秀萍、梁国喜、席占修、袁宝珠、刘玉钦、余明相、张松玲、李玉芳、李庆云、李长杰、王志亭。名单中有的人被抓起来,有的人及时逃离河南。后来,由于中央的一再干预,军区才有所收敛。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要河南双方到北京汇报。可是,军区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派代表参加北京谈判,竟然支持“十大总部”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三○”、“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斗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派死亡人员的墓地。原郑州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龚依群,曾写过一组诗词,取名《抗逆小集》,可作为河南“二月黑风”的佐证。如:①五月吟:刀光剑影遍街头,烈火频烧二七楼。热血横流何所惧?红旗依旧傲中州(1967.6.2)②水龙吟:堪恨河南刘邓,枪口对二七战友。二月黑风,几番血案,频施毒手。小丑跳梁,蚍蜉撼树,何伤之有?听中州子弟,凯歌高唱,共风雷吼!(原载《革命造反报》郑大联委主办,1968.2.7 )

  后来,经过“二七公社”艰苦不懈的斗争,在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总理的干预下,被捕头头得以释放。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河南省三方(河南二七公社、河南造总、十大总部)进京汇报会。1967年7月10日,中央发出解决河南问题的〔19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①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②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文敏生、赵文甫;③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军区在给中央的检查中这样写道:“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3月6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

  中央文件和省军区的检查等于给“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平了反。67年8月以后,郑州大学成了“联委”的“天下”,声讨何运洪的罪行、敦促战斗师“反戈一击”、批判刘邓陶、批判王培育的大字报比比皆是。声讨会上声泪俱下,批判会场口号震天。在“郑大联委”主办的《革命造反报》第31期(67.9.1)头版《掀起革命大批判的高潮》一文写道:“郑大面貌焕然一新。被战斗师拆毁的大字报栏又林立在校园。大字报、大标语、巨幅宣传画,琳琅满目。看大字报的人们熙熙攘攘,川流不息……整个校园充满了火热的战斗气息。”“二月黑风”中军区镇压造反派的内幕被揭露出来,证据确凿,骇人听闻。被军区逮捕迫害的“联委”同学,成了英雄人物。1967年8月23日下午,郑州市公安局二七联络部在二七纪念堂召开“控诉何运洪滔天罪行大会”,特邀郑大外语系学生杜××介绍“郑大联委”斗争史,特别是她“二月黑风”中被捕坐牢的情况,十分感人。

  1967年11月1日,郑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党言川担任革委会主任。副主任由龚依群、任延庆、张书震、李长杰担任;常委除正副主任外还有程天富、马鸿勋、刘作周、方复山、唐一兵、孙日新、李恒福、袁宝珠。接着,各系革委会相继成立:数学系11月10日下午成立,主任朱久海;中文系11月11日上午成立,主任席占修;政治系11月12日夜成立,主任殷树山;化学系13日上午成立,主任韩立忠。还有物理系,主任侯德臣;历史系,主任:余明相;外语系,主任李杰。革委会成立后的主要任务是大批判和教育革命。

  1968年8月26日,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工宣队”)进驻郑大。9月26日,郑大联委宣布撤销。11月1日,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简称“军宣队”)进驻郑大。

  1968年8月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和大专院校毕业生分配工作的开展,党言川等同学相继离开学校,到解放军农场、农村“接受再教育”。1969年6月1日,毛泽东在郑州的专车上接见刘建勋和纪登奎时,还问到“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那一派吗?党言川怎么样?”这说明毛泽东还没有忘记党言川。

  以上关于郑州大学文革概述,主要是依据笔者所存资料,其准确性、完整性远远不够,诚望郑州大学文革亲历者,给予批评指正。

  2005年12月初稿

  2008年12月修改

未经允许不得转载:新闻1+1网 » 震惊全国的信阳事件:吴芝圃1979年被平反 张钦礼1979年被判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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